朱政委的妙计

                         丁文俊

 

我有一帮可敬的刑警朋友,其中一位是山东潍坊市公安局的政委,他的名字与老足迹专家马玉林只有一字不同。他叫朱玉林。

朱政委最早从警是在全国著名的蔬菜基地寿光境内一个滨海派出所,后来干过寿光刑警队技术员、刑警队长、潍坊的刑警支队长和副局长。我常觉得,他身上,带着某种类型的刑警和领导所共有的气质:说得玄乎点,就是那种土地的厚重与踏实、海水的广博与灵活、天空的清彻与高远;说得实在点,则是警察的敬业与赤诚、刑警的胆略与机智、领导的见识与筹谋。与政委坐在一起,常要求他讲讲他的案子。听过之后,总觉得“美味不能独享”——

                  尸体说话

一年夏天,农民在水井里发现了尸块。时任支队长的朱政委到场时,刑警队员正在勘查。法医说,除了发现八个不同的塑料袋子里装着无头尸块外,别无所获。“我再看看”。政委附下身子,逐块细看,脸几乎贴在尸块上。忽然,他是发现了什么:“拿镊子来!”只见他在断面处取下了一根儿野草;一会儿,又发现了一片刺槐叶儿;“这是什么?”他指着另一尸块断面处一处微微发白的斑点说着,用小刀轻轻地将它刮到干净的物证袋里。“塑料袋里有什么?......翻过来看看。……看,这里有个小扣子!政委惊喜地说。

回到局里,朱政委找来放大镜仔细察看,发现那根草叶有7寸长,看来是在无人踩踏之处生长的;刺槐叶被霜打过,显然是前一年落下的;小白点是粒石灰渣;那扣子与政委在一件旧衣服上剪下的扣子的不同之处是扣眼有毛刺(没用过的新扣子)。——尸体是在有这几样东西的地方被肢解的!

第二天一早,政委让刑警队员们给他找来一辆自行车,骑车出去了。中午,政委疲惫又兴奋地回来。一上午转了发案地周围的四个村子,又有了新的发现:各村都在打麦子,田野里甚至空气里到处都是麦糠。而粘合力极强的尸体断面上却没有——杀人现场应是一个没有麦糠而又有提取到的各种塑料袋、扣子、石灰、野草和槐叶的地方。这种地方很可能是城郊处经商人家的室内!

晚上,这个地方找到了!院内角落里的确有那些宝贝“东西,而且有铁锨铲土的痕迹。屋里一张放杂物的床上放着一堆各种各样的扣子。这个住户的主人是一对外地来做小买卖的瘦弱的夫妇,男的一米六左右,女的才一米五多点。刑警们进门时,两人都是一种任人摆布的表情。难道他们能杀人?!找血迹!找血衣!找人头!那黑乎乎的屋子不大,但在阴暗的灯光下寻而无果。讯问那夫妇俩,他们显得无辜。

次日,政委让刑警们把正屋中央的桌子搬到屋外,翻了个四脚朝天。这时,大家眼前一亮:桌面的背面和垫桌腿的砖的四周有多处喷溅状血迹!院内的一辆自行车的脚撑子上也有一处滴状血痕!经化验,几处都是人血!……“无辜”的夫妻俩“无奈”了,“委屈”的丈夫愤怒地开了口:是俺俩杀的他!他是挨着俺摆摊的一个男人。那个恶男人又高又壮,常常溜到俺家欺负俺老婆。那天晚上他喝了酒,竟然又晃到俺家里,当着俺的面把俺老婆按在床上,骑到俺老婆的身上。我骂也没用,拉也不行,气不过,跑到厨房拿了把菜刀,朝着那颗黑脑袋砍了过去……。见他死了。俺俩一起在屋中央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先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又把他的身子砍成八块,又到院子里铲了一锨土盖上血水。他的衣服和铺在地上的那块塑料布一块烧了;脑袋,我和菜刀一起装到一个袋子里,骑车到几十里路外的地方,扔到河里了;身子……

 

“这个案子两天就破了。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先找尸源,再排因果关系,肯定麻烦。现场勘查的好坏不只是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非常地细心。找到一般人不注意的东西,就可能是重要的痕迹物证,这个案子就有线索了。这样的痕迹物证往往是那些比较小的、不起眼的东西。我把它叫做‘微小物证’,既不是一眼就能见到的一般的痕迹物证,也不是必须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鉴定出来的‘微量物证’。它们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案件现场应当存在、可能存在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有时,这样的微小物品,即使找到了,也可能是到处都有的,没有破案价值;有时,找到了几种有点特点的,交叉作用,证明力就大了;有时,甚至仅凭一件特别的东西就能确定侦查方向。侦查时最好想法找个近道儿。”朱政委感触地说。后来,政委根据这起案子和一些相关案件的侦破体会,写成了一篇题为“侦查中的非诉讼证据”的论文,荣获公安部刑事技术论文一等奖,并获赠一台新型测谎仪。

 

鞋底故事

    某村。冬季的一天。一个上小学的小女孩儿放学后一直没回家。深夜,家人在村旁的树林里找到了已被人害死的孩子。黑森森的林子里,风冷嗖嗖地吹着,月亮悲痛地捂上了半边脸,女孩儿孤零零的小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书包扔在一旁,有些脏了的小脸上带着扭曲了的无奈的惊恐与哀求,细细的小脖子上有几道凶的深深的暗紫斑痕,衣服皱巴巴的,鞋子只剩下了一只。

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孩儿啊,你死得好惨呀!是哪个该千刀万剐的这么狠呀?!咱跟别人没仇没怨的,为什么下这样的狠手呀?!......

闻迅赶来的政委仔细地观察了现场和尸体:现场上除了这具尸体之外,一切均无异常;从尸体外表征象上看,属于机械性窒息致死。可是,为什么只有一只鞋呢?另一只很可能是在抛尸过程中丢掉了。看来这里不是第一现场。那么杀人现场在哪儿呢?孩子尸体、衣物、书包内外都没有什么可供利用的信息......。等等,这只鞋?鞋面,没有什么;反过来看看,鞋底,只有泥土,是那种到处都一样的泥土,说明不了什么。鞋帮呢?鞋帮上......这是什么?粉状物质、木质的颜色――是木屑!冬天里,农民干木工活的不多。――“在村子里找家里有木屑的!”政委果断地下了命令。

情况很快凑了上来:全村只有一家院子里有木屑。“走,去看看!”这家里有三口人,夫妇俩加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俺想修修桌子。”男主人不解又怯怯地说。“我们看看你家里。”正屋,除了一点木屑外没有什么迹象。“你儿子住哪儿?”“住在旁边那间”。小旁屋里,木屑更多一些。“这是什么?”一个侦查员在墙壁角落的桌子底下发现了一张揉成一团的纸。撕开一看,是张纸片,只写着三个字的一个人名。而这人名,正是死了的那个女孩儿的父亲的!......

经审讯,“十八岁的儿子”交代了:他看了一个录像片后,也想学着绑架个人,敲诈点钱花。于是,就截住了放学回家的那小女孩。“到我家玩玩吧。我有一本有意思的好书。”那女孩儿高高兴兴跟着大哥来到了被木屑掩盖着血腥的黑暗的小屋里......掐死那可怜的孩子后,他学着录像里的绑匪的样儿开始写信:“某某某:”“不对,不能空两格,应该顶着头写。”揉了,扔掉,重写......。把尸体“藏”到树林里,发现女孩儿的家里正在到处找。便“暂时”把写好的勒索信装到衣服口袋里了.......

讲这案子时,政委很沉重。“有的小青年把犯罪当游戏!对青少年的教育真得重视。”

我知道政委有资格说这话。他的儿子品学兼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京工作。据说,全国统考前,他的儿子已被提前招考的北外录取了。但他怕影响同位的学习情绪,硬是没事儿似地坚持上学,认真复习,陪着同学度过了“黑色”的几个月。“凡事应该想想别人的感受”,这是朱政委常说的一句话。也许正是有了这点,他与他的儿子亲密得如同兄弟,与他的妻子配合得处处默契,与他的同志们苦苦乐乐都融为一体。

 

                你回家吧

“可惜,现在的糊涂孩子还真不少。”政委又想起一个案子。

一位父亲到公安局报案:他的8岁的儿子失踪了。

调查。一位卖冰棒的老太太说,曾见到三个十七八岁的东北小伙子领着那男孩儿来买冰棒。是拐卖儿童?

马上查旅馆和车站。在火车站,抓到了那三个正准备上火车的小伙子。

审讯。几个人都是“死鱼不开口”。

“把他们放了。”政委淡淡地说。“放了?”同志们困惑不解。“那男孩当时没反抗,看来与他们认识。他们都是外地刚来的,一定有别人支使。放了。看他们到哪儿去。”

“既然你们没干坏事,就回家吧。”一脸苦相的几个小伙子都愣了,马上,如释重负一般。扭头,跑也似地出了公安局大门。

火车站。三个小伙子嘀咕了一阵。一个说“去买饭”,另两个朝车站外面走去。刑警们跟了上去。留下一个看着那个“买饭”的。

刑警们远远地跟着那两个小伙子坐车到了邻近的某县的某户人家。

马上调查。那户人家有个小青年儿,是小男孩家邻居的男主人的侄子。

把那“侄子”和两个东北小伙子带到公安局。审讯。“侄子”交代:那男孩的父亲与他婶婶有“那关系”,气极的叔叔决心让那男人断子绝孙......

刑警们松了口气。可在车站监视“买饭”人的刑警却很难受:买饭人找不到了!

与东北警察联系。

次日,“买饭”的小伙子被他父亲送到东北警方自首......

 

“你真大胆!”我松了口气。

“确实有点冒险。不过我的分析还是对的。如果跟踪的刑警没疏忽,也不会出‘危险’。破案是一种集体行动,破了案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但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有可能影响全局”。

“你的办法跟美国有名的‘心理神探’约翰.道格拉斯的‘心理辑捕’术很相似呀。他也是经常在描绘出罪犯的个性特点后,为了抓获罪犯,设计一些引蛇出洞的方法......”

“其实中国和外国的破案都是一个理儿:既得从简单的证据中看到复杂的情况,又得从复杂的现象里寻找简单的规律。......

                   

                  你在哪里

潍坊某地发生了一起围攻警察的群体性事件。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当时干警们未能控制好局面,又不能对“起哄”似的群众动手。混乱中,数名警察被打伤......

案发后,分清数百名参与群众各自的责任是侦查的首要问题。百余个来自各地的侦查员开始分头调查、审讯。几天过去了。大家一凑情况:乱得当时的现场!你说东,我说西,你在南,他在北。分开看,证言或口供都头头是道,每个人都只是跟着喊叫,没敢动手;动了手的,也只是打了一拳,踢了一脚。合起来,一团乱麻一场梦,没有教唆没有头儿,好象当时是几百人在集体梦游!

“这样不行。大家坐下来,先找出点能‘定死’的头绪来。人是活的,可当时地方和工具是‘死’的。咱们来个‘三定位,一突破’:先确定当时咱们的同志各自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受的伤、被什么工具打伤的;再审查参与的人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再审问当时在受伤同志旁边的人,问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手里拿的什么工具。一旦与咱们的同志说的吻合,就可以重现当时的情景,突破关键的情节。”

于是,同志们重又忙了起来。不过这次忙得有目标有方法。很快,“三定位”图出现在办公室的墙上:一张是干警当时的位置与工具图;一张是犯罪嫌疑人交代的位置与工具图示;还有一张是前两张图综合后的一致与矛盾的比较图。

然后,大家又“得令”分头审讯:运用证据,有鉴定结论和证人证言;利用矛盾,有受伤干警的陈述作判断基点,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逐个对照,矛盾不攻自破或一攻就破;说服教育,讲明区别对待的政策,讲清从宽处理的条件,讲出对他们一时糊涂的理解,讲透他们盲目冲动的危害。很快,犯罪嫌疑人一个个举起了白旗,不但交代了打伤干警的事实,还揭发了鼓动闹事的经过......

一个月后,两米多高的几十本卷宗摆在政委的桌上......

 

听到这儿,我想起了法庭科学家李昌钰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他的“让事实说话”,他的静中思动、动中寻静的方法,他的电影式的联结与重演......。这起案子的侦查方法,不正是这种理论的再现吗。

 

                       你真聪明

2000年春节前后一个多月时间内,潍坊、淄博两地先后发生了几名出租车司机被杀案。受害者皆为钢珠击穿头部致死,其所带的钱一分未留,口袋全被翻出。一时间,人心惶惶。特别是出租车司机们,强烈要求公安局快点破案。

加紧调查。侥幸只受轻伤的一名受害者说,罪犯20多岁,口音是潍坊人,且曾让把车开其到潍坊的一个少有人知的小街道――判断:罪犯是潍坊市人,至少在当地打工;有制作钢珠枪的条件和技能;有谋财动机,但也许是想报复社会。

画出其头像。大年二十八,到受伤司机所说的小街道的两个厂子排查,厂长说已放假,初九才上班。侦查员没拿出照片辨认!!

随即在几个市地排查、堵截。未发现线索。

317,青岛又发类似案件。次日查旅馆时,一小旅店老板反映:16日到火车站接客人。其曾询问公安局是否查旅店。该人叫程某某,20多岁,长像与画像相似,潍坊安丘人,是潍坊弩弓制造厂工人。当天,抓到程某某,并在其住处搜出了一个装有一个已死司机驾驶执照等物的包和三把弹弓式自制手枪(一把尚未完工,系五连发式),杀伤力极强。

    程自幼丧父,由继父养大,家境贫穷,性格倔强。日记里写着:“想,想,想,干,干,干;再想,再干。”

晚上,审讯。程称包是昨晚在路上拾的,拒不承认作案。僵持一小时后,要求见女朋友和父母。未允许。

朱政委来后,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后,让审讯者都回去吃饭,给程也送点饭来,并派人把程的女朋友接来。

政委进屋。程盯着政委。朱政委坐在一个小凳上,又拉过一个小凳,放在程的身边,戴着手铐的程也坐下了。政委又掏出烟来,自己点上一支慢慢抽着。往兜儿里装时象想起来什么似的又抽出一支点着放到程的嘴里。程称谢。然后,政委坐着,望着程,一言不发。五分钟后,程问政委是否是领导。政委让其看了工作证。开始说话啦——

我也年轻过,很理解其想见女朋友的心情,所以答应了你的要求;

    我们从221号就找你。这一阵儿从没睡过好觉。但你最终还是输了。公安局赢了。因为干坏事总会有报应的;

    从你作案时那天起,你就死定了,谁也救不了你。但死法不一样。你也是条汉子,死也要站着死;活一天也要像个男人。

    讯问只是法律规定的程序。我们没有证据不会轻易抓你;我们不求着你说,只是看你还像条汉子,才来和你啦

    我很佩服你的胆大技高。尤其是你那枪做得太精致了,构思太巧妙了,我简直没想到。你很聪明,作案时想得也很周到。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也有失误的地方啊。不然你今天怎么会坐在这里呢?

    你也是人。虽然你做了很不应该做的事,但我知道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程认真地听着,表情由对立变得越来越缓和。这时,程的女朋友接来了,水饺也给程送来了。政委征求程的意见,程要求让政委一人陪着他与女朋友谈十分钟,并表示知道应该说什么。

    松开程的手铐,程与女朋友见面。程让女朋友重找一个比他好的男友。其女朋友让程与领导好好配合。程主动问是否到点。政委让其女朋友把想说的话写好后给程。程致谢。

政委让其继续吃饭、抽烟。重复了曾说的意思,并说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你的枪是怎么做的?

    你认为淄博的那个司机死了吗?(答:死了。告诉其还活着)

青岛的司机死了吗?(答:小胡同里的那个可能没死了)

你为何要干这事?日记里的话是什么意思?(为钱。不是恨社会,记日记是提醒自己考虑好再干。直到抢到二万结婚)。

为什么不把那个驾驶执照扔掉?(答:有一长城卡,认为密码是执照号)

说话间,朱政委在程没发觉的情况下把以上对话用微型录音机录了下来,并递给外面的侦查员一张纸条,告诉他们青岛和淄博的案子已交代。

程:对不起,折腾你们公安局了。

问:你不只是折腾了公安局,最不应该的是你毁了好几个家庭啊!小程啊,我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这些天压力很大,天天想案子,天天睡不着觉,太累了。现在你是想让我陪着你把你的事全说清楚啊,还是我叫两个小青年来,按照法律规定把这事记一记啊?你决定吧。

程:叫别人来记就得了,你别管这小事了。我向你保证,全讲清楚。

次日清晨,笔录记得清清楚楚,案情全查清了。

 

   “太棒了!简直跟讯问理论上说的一模一样”我禁不住赞叹。理论上说,这种犯罪嫌疑人往往有严重的畏罪和侥幸心理。矫正其消极心理的办法就是先打破其蒙混过关的幻想,加大压力;再讲解从宽政策,减轻压力。同时,像这种从小缺少父爱、性格内向的人,给他应有的人格的尊重与理解甚至做枪技巧上的称赞,也会使他为了维护自尊或出于对讯问人员的敬畏而交代。

 

的确是实践出真知。有人说现在的领导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经验型的,单纯依靠经验,习惯于就事论事,难以举一反三;第二类是知识型的,注意抽象,善于概括,但易拘泥于理论;三是实践型的,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能密切地结合理论,能够带动一个集体较快速地前行。我们的工作多么需要既站得高看得远又能“操刀持斧”、既能画图纸又会盖大楼的领导啊!

当然,只有“光杆司令”也不行。侦查需要的是环环相扣,人人能干。

听说,潍坊市公安局多年前就已创造出了“潍坊模式”。他们每年抽调几十名干警到刑警学院等院校脱产学习,而且是“不要学历要能力,不要文凭要水平;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他们自组一班,自定学习内容,自定目标。学后的干警们都已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我希望我的刑警们个个都比我强”, 朱政委笑咪咪地,眼睛里充满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