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镇压。在腥风血雨下，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1927年8月1日，我北伐军进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缺乏经验，起义没有很好地和当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斗争，最终，起义以失败告终。8月7日，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新方针，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派出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国民党军早有准备，我军分散等原因，起义失利。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以后，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并改变原有部署，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井冈山进军。上山伊始，毛泽东要求革命军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为密切军民关系打下了基础。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4月，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胜利会师。
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根据地的领导人，逐步摸索出“围剿”和反“围剿”战争的规律，形成了一整套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的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使得红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预先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消息后，便互相串联，进行反三中全会的活动，集中火力，攻击当时的中央，以便取而代之。随后，米夫来中国，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以保证王明的上台。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人顺利上台。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王明于10月前离开上海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时，摆在党面前的问题是，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夕”，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酉突围的征途。
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湘江战役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1935年1月15日—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集中权利了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一些曾支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忧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5月初，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拦截，渡过金沙江。此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翻越夹金山，在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1935年日至25日，瓦窑堡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蒋介石拒不领情，一意孤行，并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从而酿成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一致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并于1937年2月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面对国难，共产党对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中国共产党的为抗日救亡的所做的努力，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支持，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转变其内战政策，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政策。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1937年5月—6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环节。会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国共的再次合作。同时，党大力加强了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三、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在严峻的形式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一系列符合人民群众的政策和要求，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在政治上保证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先后歼灭了晋东北平型关附近日军和进行了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由于敌强我弱的力量差异和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在这样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先后创建了几个抗日根据地，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5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在相继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1983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在紧要关头，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坚持抗战的过程，党领导人民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队伍不断壮大，到 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加上陕甘宁边区共17块近1亿人口。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在一系列国民党反共宣传形势下，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至1942年，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共中央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英、美等国的合作，反对共同敌人。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本法西斯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敌后军民伤亡很大，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党领导敌后军民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和运用多种有效的歼敌方法，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给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涌现出成千成万的抗日英雄，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抗日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实行减租减息。同时，根据地还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事业，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大批骨干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
在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同时，党在全党范围开展的整风运动，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整风运动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对敌军进行反攻。
此时，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1944年，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人士的赞同和拥护，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政治目标。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通过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进入最后胜利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凭借有利的形势，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四、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重庆谈判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什么国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以蒋介石为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企图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
蒋介石迫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不敢贸然发动内战，假“和平谈判”之名，设局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在正确分析当前局势下，接受邀请，同时人民军队作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各种准备。毛泽东等人亲赴重庆，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誉。在谈判中，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议》，这样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用事实表明了自己争取和平的诚意。
在谈判期间，蒋介石就下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上党战役）。《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命令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彻底暴露了其呼吁和平谈判的虚伪性，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由此掀起了一场以学生为主的反内战民主运动。
由于军事进攻的失败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强烈，蒋介石被迫于1946年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时在重庆还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根据民主原则整编全国军队，改组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有利于人民的决议。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并重点进攻东北，遭到挫败。1946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反内战人士也遭到国民党的毒打。
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行动的不断升级，全面内战日益迫近。中共中央要求全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首先是土地政策改革，给自卫战争奠定牢固的群众基础。在无法避免全面内战之下，党中央认真分析局势发展后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我军必须战胜蒋军的进攻，才能争取和平前途。这时，国民党军总兵力为430万人，拥有美国援助的大量新式武器，在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阐明的必须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同敌人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思想，增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信心。
党制定了粉碎国民党强大军事进攻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打退了国民党的重重围攻。
国民党为了进行内战，大量出卖中国权益，进一步投靠当时拥有世界头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国。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运动此起彼伏，很快发展成为党领导的配合武装斗争的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党适时地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生存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广大阵线，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和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蒋介石为摆脱困境，凭借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转入战略进攻。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军队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与此同时，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中原地区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西北野战军成两翼，起牵制作用。
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由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新的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土地革命纲领，共产党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彻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为了使土改顺利进行，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以“三查” 和“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土改运动取得巨大成绩，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继续展开进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同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
此时，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全军还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并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战略决战的序幕首先在山东拉开。党先后发动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人民群众在战略决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
4月，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在几路战军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彻底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延续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解放军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至此，中国大陆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基本上完成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历史任务。为赢得这场战争，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人民政协的召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一系列基本决策和任务，提出在建设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还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了。1949年6月3，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回顾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标志着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