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出版；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12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